新京报专访了【唐朝、面孔、新裤子、痛仰、花儿、旅行团、CLICK#15、九连真人、青年小伙子、傻子与白痴】等乐队，听他们聊聊这35年里，关于中国乐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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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019年，从第一支乐队“七合板”算起，经历过“一无所有”，到达了外界眼中的红磡摇滚盛世，此后几代乐手起伏，再到今年夏天，一档《乐队的夏天》又点燃了人们对乐队和音乐的热情。中国乐队在这些年到底经历过什么，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94红磡演唱会，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如果崔健是最早为中国摇滚注入人文思考和现实批判的歌者，那么唐朝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融入中国摇滚的乐队。
1994年12月，窦唯、何勇、唐朝乐队等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就是后来被神化的“红磡演唱会”。
在魔岩文化前负责人张培仁的回忆里，唐朝乐队的风格在当时非常前卫，深刻且犀利，与当时的流行音乐背道而驰，公司选择透过唐朝来扩大新音乐的边疆。“我们在《中国火1》里已经把唐朝当成一面旗帜，如果这个旗帜能够成功，那就表示解放了很多的年轻人对音乐的想象。”
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
今年是唐朝乐队成立的第三十年，乐队迄今发了四张专辑，但被人们记住和传唱的，只有第一张专辑，或许对于更资深一点的乐迷来说，有时候也会加上第二张《演义》的部分作品。
唐朝的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是唐朝乐队的分水岭——唐朝乐队的野心与局促都体现在那一张里，专辑发表于1999年，乐队彷徨在自己世纪末之梦的边缘。
他们不仅想延续《梦回唐朝》里塑造的盛世豪情，还要将这种豪情与现实对接，去扩大幻想，结果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加入了现代的背景，唐朝乐队自己的美学系统被破坏了，听众的观感也开始跳脱了。
主唱丁武说，那张专辑里的一些歌，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演出过 。唐朝乐队没有将神话连载进21世纪。
“新世纪以后，唐朝乐队的专辑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了，后来的唐朝是一个正常的乐队，作品水平什么都很正常，也都很唐朝，就是没有惊喜，对于一个乐队的发展来说，这是好事，对听众来说，唐朝失去了自己的唯一性。”乐迷小孙说。
文化上的认同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都在激发90年代年轻人的创造力，处在转型期的社会，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的土壤。摇滚乐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与先锋小说、诗歌，第五代导演作品几乎同时成为新时代新精神的刚需。
魔岩文化的另一位创始人贾敏恕担任了唐朝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他最初接触中国摇滚乐时便感受到了那种涌动的力量，“认识之后我就把琴送给他们了，自己再也没弹过琴，因为（相比之下）没有意义”。
音乐制作执行的是工业标准，需要理性推动，在制作唐朝乐队第一张唱片时，贾敏恕的工作是将唐朝乐队拥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他的工作要求，但完成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又超出了他的经验。
“那些都是血液写的歌，不是生产的，是喷涌而来的，我现在很少说过去，说出来别人也把你当骗子，但在那时候，大家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情怀。 ”贾敏恕记得乐队拍摄MV时，在黄河边，面对泥沙俱下的奔腾，几个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流下了眼泪。
《飞翔鸟》视频
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发表之前，代表作《飞翔鸟》已经在《中国火1》里率先面世，在大多数音乐人还处在模仿西方摇滚乐的阶段里，唐朝率先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西方的肌理，东方的内核；动听的旋律，恢弘的编曲。
这个理念也完整贯穿在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里。摄影师高原说，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叫好， “无论我对他们有什么个人意见，必须承认他们第一张专辑确实牛，虽然跟流行明星没法比，但在摇滚圈里，唐朝那时候已经（火）到头了”。
在高原的印象里，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即使是几年后集体发片的魔岩三杰，也都没有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再一次见到相似的场景，是汪峰走红之后，“汪峰是更牛了，他有保镖”，高原半开玩笑说，“后来我们看一个人牛不牛，就看他有没有保镖。”
唐朝乐队是张培仁到内地后认识的第一个乐队，已故贝斯手张炬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
从唐朝乐队开始，魔岩文化将野蛮生长中的中国摇滚乐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语境。在高原看来，魔岩当时的理念至少领先内地二十年， “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一些东西了，乐队录音的时候，拍MV的时候，我会去拍一些照片。 ”
高原是魔岩文化的摄影师，一百美元的月薪，魔岩从来没有给过她具体的拍摄任务，她在创作上拥有绝对的自由，那时魔岩文化的宣传物料，都是直接从高原作品中挑选使用。
唐朝乐队在演出（供图：高原）
2015年，高原发表摄影作品集《把青春唱完1990——1999》，副标题是《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作品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生活状态，高原说拍摄时没有明确的作品指向，那时大家天天在一块，作品只是随心随手的记录。
或许正因如此，这些瞬间在今天看来显得格外生动。
作品集发表后，在小范围引发了一场怀旧——这些很多早已成为浪潮弃子的中年摇滚人，在他们自己的年轻时代，也曾有机会改变潮流的走向。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评论，这是中国圈子文化的一个缩影，荣光都是内部加冕，他们只是幸运地出现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上，在时代的横截面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记号。
工业化使乐队成为经典
贾敏恕在认识唐朝乐队之前，他已经在滚石公司听到了他们录制的小样，在他印象里，小样里只有几首歌，都不完整，公司里有几人听过之后，准备当作垃圾处理掉， “那些小样连歌词都没有，音也不准，丁武模仿英文发音瞎唱，张炬也唱，没有人能听明白唱的是什么，后来大家把丁武的歌词称做丁语。 ”
在中国乐队发展初期，乐手人数有限，通常一个乐手会在多个乐队里客串帮忙，有一种很戏谑的说法形容过去——在北京，100个乐手能组50个乐队。
初期的唐朝乐队也不是稳定的阵容，除了丁武以外，秦齐以及第一张专辑主要词作者杨军，都曾间歇地在乐队中担任过主唱身份，真正到阵容确定，成员分工明确已经是签约之后，这个阵容最终的确立，除了才华与创作力上的因素，还有身高的匹配，平均身高超过180cm，也成为第一张专辑宣传文案上的一个醒目提示。
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
整张唱片的宣传文案，全部出自张培仁之手，在高原看来，张培仁在宣传上拥有一种超强的煽情能力，“乐队哥儿几个一下子都神了”。当时内地唱片并没有文案的概念，因此唐朝乐队的专辑文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当成商业上的包装，而是作为一个言简意赅的描述。高原说，后来很多媒体宣传，也都受到这个文案的误导。
改造与经营是全方位的，魔岩文化需要让这些摇滚音乐人在形象、音乐上变得更加准确，当时，中国的摇滚乐还没有任何存在感，只是在一个变革时期里忽然集体涌现的一个风潮，如 何让风潮变得让更多的人承认，张培仁觉得最可行的方式是制造经典，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这种新文化可以不被主流音乐淹没。
唐朝乐队是这种理念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歌词、编曲都经过一次次地调整，最终的呈现堪称完美，就像代表作《飞翔鸟》最初的名字叫《高度两万米》，似乎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体验，又能当作一种对生活不确定性的表达，改为《飞翔鸟》后便多了一些诗意，意境上超越了具象的存在，指向一种更浪漫的虚无。
中国乐队后来的生存苦情戏在那时尚未上演，唐朝乐队没有卖弄生活的柴米油盐，这是让人抱有好感的一种设定。他们不是在共情当下，而是带领听众去共筑一个幻想，两者间的差距，恰好是一个摇滚明星应有的距离感。
神化的红磡只是一次商业尝试
几年后，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集体发片，中国摇滚乐开始呈现更细化的风格，以魔岩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不再是个例，而是以一种群体形象被公众重新认知，这一切在1994年12月那场被计入史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中得到了彻底的确认。那是内地音乐人第一次站上香港流行音乐的核心舞台——红磡体育馆。
内地摇滚乐队在香港亮相（供图：高原）
这场演出在随后的日子被无限地神化，并衍生出“黄姓一人当场撕衣裸奔”、“四大天王相邻而坐，被演出集体震撼”等子虚乌有的细节，没有人可以分辨出这些信息最早的出处，虽然它们一次次被证伪，但至今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活跃在很多摇滚主题的公众号里。
中国摇滚乐队在红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急切的自我证明，在被港台流行文化反复冲击的90年代，这场演出更容易被看作逆袭，是文化的反向输出。而实质上，这一切只是拓展品牌影响力的商业尝试。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几十人团队集体出发，在操作上有着不小的难度，很多贵人暗中伸手帮忙，才促成后来的一切。
演唱会的消息是在1994年夏天确定的，半年的准备时间， 高原是随行摄影师，除了记录演唱会的现场，也要负责拍摄宣传期间需要的图片，“就是去演出去玩，除了小窦（窦唯），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境”。
在她印象里，这场演出除了发生在香港以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唯一可能有些不一样的，是演出现场张楚的吉他手曹均用了一把新琴，演奏的时候音准出了问题，张楚的唱被带跑了，唱到一半喊停，说自己跑调了，想重唱一次，现场静默片刻后，随即报以掌声支持。 “这可能是红磡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唱一半还重唱的”，这是高原的回忆。
张楚、何勇和窦唯（供图：高原）
贾敏恕对这场演出的回忆是赔了钱，因为硬件上投入巨大，最后的实际收入是赤字，因此，这场演出的品牌与影响力没有机会复制，被动地成为孤品。当时，香港媒体将窦唯、张楚、何勇称为魔岩三太子，随后，这个在香港诞生的称号被内地媒体改为魔岩三杰，并成为一种坚固的存在。
魔岩没有改变中国乐队现实
客观地回望90年代，与魔岩文化的市场化运作相比，中国摇滚乐尚没有产业化、职业化的自觉，这也使魔岩文化退出内地市场后，这些中国摇滚乐的标志性人物都随之暗淡。
“魔岩肯定推动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但是受害的也是这些（音乐）人，他们一旦站到那个位置上就下不来了，作为这些人的朋友来讲，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要是说对于中国摇滚历史，或者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好事。 ”高原说，“魔岩他们撤了，直接留下的后遗症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些，魔岩三杰这三人，包括唐朝，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是一个现实。 ”
窦唯和何勇（供图：高原）
1996年，魔岩文化撤出中国内地市场，对外说法是因为盗版猖獗，版税收入令公司难以为继，事实上，还有很多原因共同促使了这个结果，因为涉及太多人的利益，没有人愿意在采访中去谈及那些背后的故事。
张培仁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有十年时间不能听到唐朝这两个字，“我会崩溃的”。 张培仁觉得现在仍不是聊往事的时候，他的立场拥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所有人都说我们当时做了摇滚乐，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 ”
在丁武看来，中国摇滚乐的影响力如同虚妄，所谓的盛世都是乐评人、媒体人给的定义。 “中国摇滚乐一共才发展了30多年，有什么可以回顾的呢，真的还没到回顾的时候。所谓摇滚乐的辉煌，都是旁观者的看法”， 丁武对新京报记者说，“1992年我们发了第一张专辑，卖得还行，可是专辑发了一年，我们乐队连一场演出都没有。 ”
就像中国的摇滚乐大多时候只留有对抗的姿态却从未真正改变过现实一样，魔岩文化的短暂存在也没有改变中国乐队的现实。
想挣点钱还要靠走穴，各种拼盘演出，在丁武看来，走穴演出都不能算是演出，丁武说，有时候到地方一看，连音箱都不够，两把吉他要共用一个音箱，设备简陋还是好的，更可怕的是很多组织走穴的穴头是骗子，演完就找不到人，最惨的一次，是到地方之后，发现对方连舞台都没有搭，还把乐器给扣下了。
在高原看来，那时候没有谁真正靠摇滚乐富起来，大家还是得自己找事养活自己，挣的钱也就够买买乐器，最有钱的是老狼，校园民谣火了之后，老狼演出最多，大家吃他的喝他的。高原说，如果这些人和作品的影响力放在今天出现，也许老哥儿几个都能买私人飞机了。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网络时代的信息对等，让他们不再有被神话加持的机会，摇滚乐就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是大众消费品，而不是精神食粮，无论他们在这个语境下是否会成功，至少忘了过去会让此刻更加纯粹。
《一念》
很多音乐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去玩民谣，布鲁斯这种云淡风轻的音乐，丁武觉得这样的转变多是一种逃避，而他更想直面这些，目前，他已展开个人专辑新一轮的巡演，演出场地回归到live house。之前一轮的巡演，曾看到一家三代人共同来到现场，让他很感慨。
摇滚乐的魅力在于现场，对于90年代这批摇滚人来说，年轻时没有太多好的场地与设备可以演出，如今，整个音乐环境在改变，摇滚乐回归摇滚乐的本身，或许丁武在表演个人作品时的感慨中会有一点，在live house里，这代摇滚音乐人重新走近观众，或者，终于走近了观众。
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90年代的乐队最流行的词是“死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与现实“作对”。
这种态度在当年看来特别摇滚，也让众多乐队度过了难熬的阶段。
如今回忆起乐队蓬勃发展的那十年，或许并非最好的时代，但被“魔岩三杰”催生出的这些青年，却在“死磕”中，谱写了摇滚乐最纯粹的一段岁月。
粉饰出的90年代理想状态
主唱陈辉加入面孔乐队，是1993年之后的事。他回忆94年红磡之后，“魔岩三杰”显而易见的红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音像制品，大街小巷贴满海报。但真要说摇滚乐红到什么份上，陈辉认为，远没有外界粉饰的那么理想。
面孔乐队（供图：高原）
“魔岩三杰”商业化失败，导致内地摇滚乐市场并未真正拓土，所谓音乐节或商演机会对乐队而言仍是泡影。
94年之后，面孔乐队长达多年仍混迹于各种“Party”，即北京马克西姆外交酒店、西郊宾馆等，这些当年寥寥可数且称不上live house的场地，一周最多时能有一场。而乐队的收入就是和老板分票账，最多的时候一人能分到一百块钱；后来一些“Party”被封掉了，场地愈发捉襟见肘，分不到钱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老说那是摇滚乐队的辉煌年代，我不这么认为。只不过是当时没人搞这个东西，以至于外界开始关注摇滚而已。 张炬去世以后，很多人才拿出1994年来标榜摇滚乐时代。 ” 陈辉如今已经不愿在采访或公开场合回忆“红磡”，在他看来，那被捧上神坛的一夜，终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且摇滚音乐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收入、相应的生活状态，直到如今仍没有活成当年理想中的样子，“活在记忆里的人往往都是在衰退，摇滚乐还是要活在当下。”
月租金百元的“乌托邦”
94年红磡一战，乐队虽没能迎来真正的时代，但仍影响着一批18岁出头的小孩们开始学着老大哥弹吉他、组乐队。
新裤子、痛仰、反光镜等如今仍活跃在摇滚一线的乐队都恰逢其时。当时北京几乎每个学校里都有新的乐队， 新裤子的主唱彭磊曾形容那股风潮，就像如今的偶像练习生，“当时我们感觉自己代表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未来。 ”
然而，千禧年将至，摇滚乐队蜂拥而起，风光背后的市场萧条，却和90年代初并无分别。演出仍是乐队最主要的生存来源。当时偌大的北京，能供乐队演出的酒吧屈指可数，多数集中在大学附近，好多俱乐部演不了多久就被关了，消费摇滚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玩摇滚乐的人依旧贫穷。
当年坐落于北五环的“树村”是90年代末摇滚乐最有发言权的集散地。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贝斯手张静以及一群准备和摇滚乐“死磕”的人都发源于此。
树村的房子都是烂尾的平房，夏天终日晒不到太阳，冬天要点炉子取暖，一不小心还容易煤气中毒。但每月一百块钱的低廉房租，让极度贫穷的摇滚青年们视这里为“乌托邦”，自由地宣泄着对摇滚乐的热爱。 “当时从没觉得艰苦，因为搞乐队的都是过一样的生活。虽然大家吃得差一点，房子破一些，但玩音乐的心非常纯粹和开心。”高虎坦言。
那时，树村的乐队戏称排练为“上班”。痛仰的“上班”时间是下午一两点左右，高虎、张静等人背着琴奔赴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排练厅”四周裹着隔音的棉被，夏天时每个人走出房间都如同蒸过桑拿。到晚上七八点，乐队们集体出动寻找演出机会。
痛仰乐队现在的演出现场
那时一个插线板、两个KTV音箱，已算场地的“高级”配备；电压不稳导致噪音震耳是常有的事，很多场地甚至都不能插电。通常一场演出，痛仰的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半夜哥几个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村，刨去路费和吃饭，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少的时候只有2块5，还不够买一盒烟。
直到2001年，痛仰签约唱片公司并发行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每人分到了几千块。但高虎放弃了买电脑的想法，咬着牙自己置办了演出设备。
《这是个问题》
为了支撑生活，乐队都曾另想他法。高虎曾被家里接济了一段时间，偶尔教学生弹琴赚外快，也跟张静商量过合伙开间工厂；彭磊拍了自己的电影，新裤子的其他成员也都在外上班，只有创作的时候才聚在一起。 “应该把生活搞好，再去搞音乐。 ”彭磊多年一直这么认为。
高虎回忆，当年的乐手要么“死磕”摇滚乐，要么计划南下到歌厅赚钱后再组乐队，但后者几乎“全军覆没”。“因为当他们月收入从几百块一下子增长到几千块，习惯了安逸的生活后，很难再回头为了音乐理想而受苦了。”
摇滚到中年必须养得起家
2018年草莓音乐节上，新裤子一首《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点燃全场上万名观众，大家齐呼新裤子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同场的流行歌手。追溯到10年前，如此盛况空前的招待是难以想象的事。
90年代乐队谈及自己的转变期，大多归于2006年左右。2006年，几经离散的面孔乐队宣布重组，陈辉、欧洋带着新生力量重新以最初的面孔回归摇滚乐。2006年，新裤子发行第四张音乐专辑《龙虎人丹》，音乐开始从朋克偏向新浪潮，并带动了复古国货潮流。又是2006年，痛仰乐队开始全国大型巡演，走过的城市有50多个，各地的酒吧、俱乐部，都留下过痛仰的足迹。
高虎很难说清，为什么那几年乐队市场会风云巨变。他只记得，非典刚刚过去，奥运会即将来临，那段时期北京的音乐学校如雨后春笋，全国大大小小的音乐节邀请蜂拥而至，“可能奥运把社会方方面面都带动起来了。投资方开始愿意去赞助这样的演出形式，给乐队一个表现的机会。”
乐队明显感觉到生活状况开始有所改善，至少不用再四处找寻场地，或为了一顿饱饭而发愁。 彭磊直言，音乐节的出现让乐队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了，有更多人开始喜欢独立音乐，市场从小众变成了分众，“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
但繁荣背后，乐队仍不乏遇到良莠不齐的演出邀请。曾有一次，主办方把痛仰接到所谓的景区里表演，演出场地只是山头几间小亭子，演出的舞台下面摆了一千顶帐篷，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们只好戏称这是帐篷音乐节。”高虎说，想要摇滚音乐繁荣，仅靠优秀的音乐人还不够。
虽然这些90年代老炮乐队经历了与摇滚乐的“死磕”到如今终见明亮，但他们仍感遗憾，因为乐队的环境看似变好了，但属于乐队放浪形骸的年代，终究还是过去了；可被这个时代定义的摇滚潮流还没有真正到来，他们又已经老了。
面孔乐队
今年是面孔乐队成立30周年，陈辉和欧洋即将进入“知天命”的年纪。与年轻时向世界宣告反叛的态度相比，他们似乎开始寻求和解。
“今天的我已经学会抗拒不知名的放纵。清洗着失败后的痛，做自己的英雄。”新歌《英雄》更好地表达如今的面孔。
当年的摇滚少年陈辉和欧洋都有了家庭和孩子，玩音乐饿不死就行的小伙子，成为了承诺“必须养得起家”的中年人。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我自己，但3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只希望做自己的英雄。 真正的黄金年代，应该是大家都能够爆发起来，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临。 ”
彭磊
花儿反叛了“反叛”，旅行团初入夏天
1998年，北京南城崇文区的磁器口街边，坐落着一家锦芳小吃店。焦圈、豆汁、糖火烧……培养了一大批熟客。
一天，大乐又来到这家熟悉的餐馆。一碗豆汁下肚，他走出店门，听到马路对面一个正在拆迁的大杂院里传出“叮叮咣咣”的声音。身为麦田守望者乐队的贝斯手，大乐马上意识到：有乐队正在排练。
被循声而来的大乐敲响窗户的，是初中生大张伟的家，和大张伟坐在屋子里排练音乐的，是他的同学王文博和长他们几岁的郭阳。后来，由他们三人组成的花儿乐队，出道之后就被冠以“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中国第三代摇滚领军人”等称号，加上当时的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等乐队，“北京新声”诞生了。
那年，人们对于摇滚乐的认知仍旧停留在“苦大仇深”的阶段，愤怒、反叛、死磕与黑豹、唐朝、魔岩三杰一起肩负着乐队文化和摇滚文化的代名词重任。谁能料想，一帮时尚、简单、有些大舌头的年轻人告诉世人：摇滚乐丰富多彩，摇滚乐并不沉重。
当全人类的新千年尚未来临，中国乐队却不管不顾，一脚踢开了新时代的大门。
花儿轻快绽放
在7月6日播出的那期《乐队的夏天》节目里，旅行团乐队与周洁琼合作了一首轻快的《周末玩具》，引起了现场许多人的争论。大张伟支持旅行团一直在融合、创新、突破乐队的固化思维，但也有专业评审认为，他们失去了身为“乐队”的创作意义。
有着大张伟的花儿乐队，已在十年前宣告解散。
但有趣的是， 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王文博和郭阳一起向新京报记者表达了与大张伟相似的想法，“有人说旅行团乐队演的东西一点都不摇滚，其实那就是摇滚！ 谁说摇滚一定得是重重地燥？一定得是脏乱差？”
花儿乐队，图源视觉中国
二十年前，朋克的花儿，也曾被重金属占据主流的摇滚圈当做异类，但王文博十分坚持他们的“摇滚”属性，“因为我们敢于把自己真实的心声说出来。在采访里我们都说自己喜欢小虎队，我还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喜欢看小说听相声呢。”
更有趣的是，在节目接近尾声时， 旅行团主唱孔一蝉最终对大张伟坦露心声： 当年正是受到花儿乐队的影响，几位广西柳州的少年才决定拿起乐器，开始组建那个后来北上的“旅行团”。
崔健调鼓，张亚东借琴
在被大乐敲窗户之前，花儿乐队还不叫花儿乐队——他们有一阵儿称呼自己为“银刺乐队”，每当去学校里汇报演出的时候，王文博就骑着爷爷的三轮车，拉着自己的架子鼓，旁边放着三把箱琴。
彼时的主唱也不是大张伟—— 据王文博透露，曾经队里有位声音特别像窦唯的主唱，“但是因为他老爱踢球不爱排练，所以被身为队长的我开除了，我说，没有他我们也能练。 ”就这样，大张伟凭借着少年嗓从一位键盘手成为了主唱，乐队名也一度根据这位爱学习的主唱整天迷迷糊糊的个性，改成过“迷糊宝贝”。
在被大乐介绍到忙蜂酒吧演出之后，大张伟、王文博、郭阳认识了他们的第一个老板付翀，并在付翀的介绍下听起了Greenday，走上了朋克之路。
当时，忙蜂、豪运等Livehouse都是北京摇滚明星的聚集地，十几岁的花儿在演出时， 丁武帮他们调过效果器， 演完了，仨人就拿着100块钱的演出费去吃羊肉串，剩下的钱还可以打个面的回家。
在录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时，为了能发出更好听的声音， 崔健帮他们的鼓塞过被褥，他们自己的吉他太烂，借的是张亚东的一把Gibson——那时候朴树录歌，也得借这把琴。
《幸福的旁边》
但是在王文博和郭阳看来，当时的乐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影响了一些人，但是没有影响到你的收入，就是一个纯精神领袖。那会儿大张伟对这件事想的也比较明白。2004年发了《我是你的罗圈腿》，不是，是《我是你的罗密欧》，”哥俩依然未改贫嘴，“2005年发《花季王朝》，当时交歌的时候多交了一首，然后老板开会说要去掉一首，”王文博和后来加入乐队的石醒宇，劝老板去掉那首听起来一点也不摇滚的《嘻唰唰》，而郭阳跟大张伟则是另一方的反对派，支持留下这首歌。
在双方的争执中，老板无奈把多出的歌全都收录了进来。后来，关于《嘻唰唰》红遍大江南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旅行团假扮外卖小哥
在花儿四人因为转变音乐风格而交锋的时候，孔一蝉和韦伟这对热爱音乐的柳州堂兄弟，正鼓足勇气，从螺蛳粉的故乡来到北京，希冀迈入音乐的新开世界。
熟悉五月天的人都知道，李宗盛是他们音乐路上的伯乐。因为当年在无名时期，五月天曾骑着摩托车，把自己创作的歌曲Demo挨家挨户地给唱片公司送去，大多杳无音讯，但当其中一张辗转到了李宗盛手中，五月天的才华终于被发掘。而在旅行团身上，也发生过相似的剧情——他们的“李宗盛”，就是摩登天空的沈黎晖。
旅行团
2005年初，孔一蝉、韦伟在假扮外卖小哥混进摩登天空成功投递Demo之后，终于被沈黎晖慧眼识珠选中。孔一蝉、韦伟加上一同做音乐的子君、小P，四人以“旅行团”为名正式被签下， “因为从小就听摩登天空的唱片长大，所以在公司我们看到每个角落里有好玩的东西都会拍下，就像一个游客一样，所以就叫做旅行团了。 ”
在相继担任新裤子《龙虎人丹》、彭坦《少年故事》的专辑首发演出嘉宾之后，旅行团终于在2008年迎来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来福胶泥》。但彼时的乐队生态链不完善，四人发专辑之后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改善，“2008年发生了5·12汶川地震，我们刚出道头几个月的所有拼盘演出的演出费基本都捐给了灾区。所以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从经济上有点困难，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巡演才真正开始盈利。”
孔一蝉记得，当时摩登天空的地址在西三环首师大附近，而他们住在遥远的通州，每当坐公交去公司或者去演出的时候，他就会去报刊亭买一份新京报，再换点零钱，晃晃悠悠摇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歌里总有夏天的影子
2009年，在石醒宇退出花儿乐队之后，大张伟、郭阳、王文博最终宣告解散。 “那个时候正好在瓶颈期，感觉乐队风格也没有一个突破口。 后来大张伟说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就分开吧，我们也挺痛快的。 ”
而同年，旅行团在音乐风云榜拿下最佳新人奖。“我们因此得到了很大鼓励，好像市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旅行团习惯在夏天创作、冬天总结、春天录音，所以哪怕生活再艰难，他们的歌里自始至终总有夏天的影子——《北京夏夜》《Summer Holiday》《夏之恋》……
旅行团，图源视觉中国
夏去冬来，冬天之后的春天，依然有花儿开。1999-2009，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坚持梦想
乐队的夏天
在未来
School Livehouse的老板刘非，在十几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件“难忘的小事”——当时，正对着南锣鼓巷北口的鼓楼MAO Livehouse还风华正茂，有一天，刘非跟几位刚结束演出的乐手，一起坐在MAO的门口侃大山，一位老太太路过他们面前时，却突然低下头对身边三四岁的孙子叮咛道：“你长大了，可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不然就会像他们一样。”
刘非和众乐手听到之后，都觉得心里被扎了一刀，因为他们之中其实还有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只是穿着破洞牛仔裤，打扮成了酷酷的摇滚青年模样。
时过境迁，音乐平台的发达和音乐节的普及擦除了大部分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他们发现，原来“玩乐队的”也可以是身边的钢琴神童、程序员、工程师、美术老师，也具有真实可爱的一面。
同时，在音乐分众化时代来临之后，诸多被定义为“小众”的音乐风格早已蠢蠢欲动，随时准备跃出地面，成为早上八九点钟的新太阳。
放克的觉醒
7月3日中午十二点，“Get Click#15”9月份北京专场演出准时开票。一分钟后，预售票的页面上显示出三个字：已售罄。
此时，距离Click#15在《乐队的夏天》节目里初次登台亮相才过去一个月零三天，而在最后一次与观众分别的时候，主唱兼吉他手Ricky道出了一番话，“我做音乐做了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靠音乐赚过钱，我也没想过大红大紫，我不抱幻想，”他说，“但是我希望我的粉丝足够支撑我做音乐，我想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与雷鬼音乐的遭遇相似，Click#15所唱的放克音乐在华语地区也一直被归于沙漠地带。但是不同于Matzka曾经以乐团身份在台湾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的认同，Click#15自2015年组团之后，一直没有在华语乐坛激起太大的水花。
怀着对普林斯、詹姆斯·布朗等放克音乐鼻祖的共同热爱，Ricky与从小学习古典乐的键盘手杨策，以及鼓手崔竣三人一直没有放弃创作和表演，但经历过2017年签约太合音乐、发表EP、发表单曲之后，他们至今也没能实现靠乐队养活自己的愿望。
所以，面对此次专场演出门票迅速售空的状况，Ricky惊讶不已。 他说，Click#15的夏天也许真的来了，“三年多了，大家的凝聚力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现在乐队的精神层面多了好多荣誉，那自己的音乐也得跟上。十月份的时候，得把第一张专辑发了。”
Click#15键盘手杨策表演
奇怪的青年
青年小伙子，由“青年”谢丹青和“小伙子”冯广健两个有趣的人组成。他们这几天的心路历程，与Ricky并不相同。
在下了节目回到现实中的职场之后，青年和小伙子暗戳戳的期待过，是不是戴口罩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成为名人了，应该有许多部门同事和路人来签名合照吧？说不定工作量还会因此减少呢？但这种幻想，很快被现实打破了—— “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
节目初登台，青年和小伙子穿着红色披风，戴着“《龙珠》战斗力探测器”，打扮得像是十几岁的中二少年。但其实在二十年前，这两位高中同学就开始受到周华健等港台流行音乐歌手的熏陶，并密谋翻唱、改歌词、创作了。
在2018年正式发行第一张签约太合音乐的EP《第一关》之前的20年里，他们创作了十几张Demo专辑，其中大部分都是二人在寒暑假期间集结的作品。当时流媒体音乐平台还未出现，青年和小伙子就用空白的磁带和CD录音，加上手工制作封面包装，以一块钱的优惠价格出售给同学，收获了第一批听众朋友。
在青年小伙子的共识中，2002年和2003年发布的《大象历险记》《宇宙王》两张专辑，是二人最“拿得出手”的Demo作品。 “至少吉他、贝司、鼓这些乐器都有！后来在2005-2006年，只要有我们喜欢的歌手到北京举办签售会，我们就要把这两张送给人家。2005年送给了品冠和陈绮贞，2006年送给了周华健。然后五月天当时也想送来着，但是后来看安保比较严，就没有送。飞儿乐队的签售队伍得排三个小时，我们也作罢了。同时，至今也都没有收到大家的任何反馈。”
相似的烦恼
青年小伙子接受过港台流行音乐的洗礼，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动漫文化影响，他们有许多听上去“不太正常”的歌，比如歌曲里经常出现的“Ka Ka”声，就是听到游戏《拳皇》里的角色出招时得来的灵感。
但做着与众不同的音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拥抱主流。 有一件让青年小伙子久久难忘的事儿，便是2003年的时候，在FM974北京音乐台的全国校园音乐先锋榜前五名里，1、2、3、5名都是他们的歌，当时一起和他们在榜单上竞争的，还有刚刚离开水木年华的李健。 同时，直到2011年，青年小伙子还一直记挂着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签约唱片公司。
很多年后，一个叫做蔡维泽的乐团主唱从台湾来到大陆，酷酷地在选秀节目里面表示，他想好好地在节目里活下去，“活下去的话就有名气，这算是地下乐团的一个出路。”
2015年，蔡维泽所在的“傻子与白痴”乐队在高中社团的三号琴房中成立。在与几位团员相处创作的过程中，蔡维泽明白了：独立乐团的人都不会想要一直待在地下，最厉害的人，就是能够找到跟主流音乐的平衡点。
蔡维泽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那是青年小伙子成立的前一年。
不同的世代里，总有人怀揣着相似的烦恼和心声。
19年后的签约
九连真人的主唱阿龙也曾迷茫过。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中国画专业的他，打小就开始听各种类型的音乐，五月天苏打绿，后朋嘻哈，甚至日本视觉系摇滚，都曾出现在他的歌单之中。眼看着同学组成的秘密行动乐队发展的越来越好，阿龙也数次暗暗期盼，什么时候自己和乐队才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
在广东省连平县，玩乐队的人不多，阿龙在大学毕业辞去深圳的设计工作之后，就回到家乡与阿麦、万里组成九连真人，在当地推广乐队文化。2018年，通过参加滚石原创乐队大赛，九连真人终于被《乐队的夏天》节目组注意到，后来的故事，就是他们以一首《莫欺少年穷》“炸”了舞台。
坚持梦想的人啊，总会得到奖赏。
从2013年开始，青年小伙子两人分别以嘉宾和主播的身份先后加盟了“大内密谈”和“日谈公园”两档音频播客节目，并创立了自己的播客“跟宇宙结婚”，过着并不算艰难的生活。
在2017年重新出山，上线Demo专辑《狂奔90年代初》之后，他们实现了签约唱片公司的理想。
2019年6月，在结束《明日之子2》的比赛将近一年之后，傻子与白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并马上要展开全国巡演。
傻子与白痴
在这代年轻人看来，94香港红磡演唱会已成为一个久远的历史。 相对于致敬历史，他们更在乎的是如何在当下表达自我——无论是迷茫的那个我，还是美好的那个我。
在经历满是蜿蜒后，中国乐队文化与摇滚文化是否将迎来笔直？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夏天。
专题策划：金秋、李世聪、何建为
封面插画：刘玮
采写：新京报记者刘玮、汤博、杨畅、张赫
编辑：佟娜、吴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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