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正的歌迷心情是复杂的
赵雷（左）在《歌手》录制现场彩排 图 / CFP
有人倾诉，有人倾听
于是就有了民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周甜 杨智杰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长达两分钟的伴奏过后，赵雷开口唱了，站在舞台中央，他抱着的依然是那把跟着他去过远方也陪伴着他回到家乡的吉他。
同一时刻，台下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有些喧闹。
“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赵雷继续唱着，台下的喧闹很快消散，赵雷的声音又清晰起来了。
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T恤衫的领口和袖口有细细的一条白边，和《歌手》华丽的舞台以及同台歌手们的装束相比，这一切显得很简单。
一首歌之后，赵雷从被小圈子乐迷口口相传，突然变得尽人皆知。民谣，又复活了。
“其实你我都一样 终将被遗忘”
“赵雷现在有没有火起来？”知乎上有网友这样提问，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无须争论了。那些一直念叨着“赵雷不火，天理难容”的人们总算是松了口气。
赵雷的经纪人齐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歌手》播出之后，赵雷暂停了所有媒体采访，“过度的赞誉是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齐静在微博上写下了这句话，或许解释了赵雷不愿发声的原因。
当然，和赞誉同时出现的是批评：唱功一般；歌词是小学生作文水准；编曲涉嫌抄袭……
“其实我就是去唱了一首歌，我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去干什么去了，而不是为了参加完节目靠这个吃一辈子。”赵雷在《歌手》播出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这么说。
而赵雷今天经历的这些，民谣歌手马頔在两年前也经历过。
2014年，一直几乎默默无闻的马頔第一次发现自己红了。那一年的9月份，他的首支单曲《南山南》通过网易云音乐首播。早在2011年的时候，马頔就在豆瓣上组织了一个名叫“麻油叶”的民间音乐厂牌，包括20多位歌手，3年下来，他本人倒也没受到什么关注。直到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晚安”，很快底下出现了一片评论。
当时他很在意别人说的话，一条一条翻着看。看到骂他的，他都骂回去。“年轻气盛，狂妄，听不得别人说你不好，也不太能感知好的东西是什么。” 2017年2月，在他现在的经纪公司摩登天空的办公室，马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对于评论，他只看不回了，“如果他（网友）能理性地指出你现在所发生的问题，这是个好事儿。”
马頔说，自己没有粉丝，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词的反感。“为什么非要把歌加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我写歌也不都是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只是一个载体，如果你听歌，尽量不要爱屋及乌。”马頔说。
和马頔一样，宋冬野似乎也不习惯被追捧。
2013年，左立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唱红了《董小姐》，也唱红了词曲作者及原唱宋冬野。
宋冬野也坦言，自己那会儿有些浮躁，“觉得自己很厉害，终于有这么一天。”但之后他又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当普通人突然一曲成名，多少都有点不知所措。面对成名，他们显得有点矛盾，一方面享受着名气带给他们的衣食无忧和扬眉吐气，一方面又不喜欢被议论和被追捧。作为一直独立运作甚至以态度著称的民谣歌手，他们的心态和那些被商业和资本包装起来的偶像相比，确实有些差异。
“黄金世界中万物法则，其实你我都一样终将被遗忘”，宋冬野最新的作品《郭源潮》里这样唱到。“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再走过去”，马頔用万晓利的这首《走过来走过去》总结自己的2015年。“知名度这个东西肯定会过去的，这东西是虚的。过两年再看看评价。就知道了，这东西挺没劲的。”
“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
“赵小雷赵小雷，赵云将军的赵、竖心小、雷锋的雷，我名字的意思是日照时下小雨小雨中响得一声雷。”在《赵小雷》这首歌里，赵雷唱着自己。
他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下中国城市民谣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普通人、酒吧和流浪。
2010年，24岁的赵雷站在了当年最受关注的音乐选秀节目《快乐男声》的舞台上，最终获得全国第14名的成绩，之后，他用借来的60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赵小雷》。2014年，参加《中国好歌曲》，演唱原创歌曲《画》，被刘欢称赞为近些年听到最好的歌词，自此之后，赵雷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一方面他们看着赵雷一路走来，从花50块听他现场，到如今花1000块听去他的演唱会，自然为他如今的“扬眉吐气”颇感欣慰。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到失落，“藏在心里的歌手，代表最私密的感情的歌曲，就这么眼睁睁飞到理发厅和寻常百姓家了。”知乎上有网友这样感叹。此外，他们也会担心赵雷变得酒饱饭足之后，就创作不出好音乐了。
这几乎是所有民谣歌手火起来后，他们的歌迷一致的心情。
好妹妹乐队2015年通过众筹的方式在北京能坐三万多人的工人体育场举办了演唱会，一度造成了当晚北京交通的拥堵。当时，很多歌迷就表示了同样的担心。
好妹妹的成员之一张小厚对这种担心感到不解。“创作更多时候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灵感。”这是张小厚当下的感受。而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歌的好妹妹另一位成员秦昊也自认为是一个有天赋的创作者。他们并不担心安逸的生活会束缚他们的创作。“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要探讨的内容。”张小厚说。
秦昊以前不理解“阳光”和“正能量”这类词，他习惯让自己陷入悲观的情绪中，站在人潮拥挤的北京四惠地铁站，他写下了这样的歌词：“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在2015年9月的演唱会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三万多人在手机灯光营造的星空下陪好妹妹一起泪流满面，唱着这首《一个人的北京》。
现在的秦昊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充满悲伤的词曲了。伴随着欢快的曲风，他和张小厚一起唱着“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他们不久前推出的一首单曲《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越过山丘有越过山丘的表达”，秦昊和张小厚看起来很享受当下的创作状态。
“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好了，自然就阳光了，这才真实的状态。”好妹妹的经纪人奚韬一直认为“做自己”是好妹妹身上最宝贵的一点，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他们的原因。好妹妹的音乐节目《你妹电台》这两年很少更新，因为他们越来越忙，闲暇时间越来越少，奚韬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顺其自然就好。为了让两人处于最舒服的状态，他已经为好妹妹推掉了“五分之四的工作”。
和好妹妹相比，歌手马頔仿佛没那么自如。
当爱好变成职业后，马頔坦承自己没以前那么喜欢唱歌了。“我可能缺失的是以前的激情。第一是没有时间；第二，每天都在这个圈子里混，发现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发生的事也都差不多，很难找到点能把它写出来。”他觉得这可能也跟年龄有关，“年纪越大，会越坚硬”。
民谣歌手马頔。图 / 受访者提供
现在，“麻油叶”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越来越忙，大家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一帮人光着脚沿着二环跑上一圈，喝多了就往地上一躺。
“如果真唱不了就不唱了呗，我没什么想一定要唱一辈子。如果到60多岁，想唱歌就再唱两句，那不是也挺好的嘛。”马頔对自由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在每一种角色里，都尽量做一个舒服的角色。”
和马頔一样，宋冬野也在尽可能让自己的创作保有自由。
宋冬野喜欢宅在家里，最长的一次他一连两个月没出过门，“死都不肯下楼”，吃饭就让小卖部的老板送两个馒头上来。那是一段被他称之为“醉生梦死”的时光，当时他最爱的也是最爱他的奶奶去世，女朋友也离他而去。《董小姐》之后，宋冬野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安河桥北》，那也是他至今唯一的一张专辑，里面有12首歌，其中有一半的歌都是那两个月写下的。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赵雷长得不算帅，但这并不妨碍很多姑娘为他着迷。
“听他的歌就像在酒桌上，一个喝醉的人在给你倾诉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而你只用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拿起酒杯，敬往事一杯，点一支烟，让生活随风飘去。”一位网友在知乎上关于“如何评价民谣歌手赵雷？”的问题下这样写道。
某种程度上，这和当下这个复杂和匆忙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却恰好迎合了人们“心向往之，终不能至”的心境。
“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的第一支香烟。”28岁的赵雷唱着《少年锦时》。
这一幕，很容易把人拉回到1990年代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高晓松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同桌的你》。
1994年，大地唱片的策划人黄小茂，搜集了一批1983年到1993年的学生歌作并出版，专辑名称叫《校园民谣1》，《同桌的你》被收录进来，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内地校园民谣正式的开端。大地唱片对校园民谣做了如下界定：“在校大学生或者已离开校园的年轻人，他们仍以高校学生的心态创作的歌曲，不仅包括叙述校园内发生的事情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动，也包括校园外的感触。”
1995年，27岁的老狼，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裤，站上春晚的舞台。一首《同桌的你》，获得了当年全国观众评选的“春晚最受欢迎节目”一等奖。同一年，老狼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创下了20天23万的销售纪录，成为当年中国大陆发行量最高的专辑。而这一年，也是“校园民谣”最火爆的一年。“校园民谣歌手”这个标签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跟随着老狼。
1994年和1995年也是校园民谣最盛行的两年。《校园民谣1》之后，很快出了2、3和4。后来因为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厚，加上大众审美疲劳，这股热潮也就退了下来。
四年之后的1999年，朴树带着他的专辑《我去2000年》，引领了另一股热潮。
“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世界，受点委屈，受点刺激，这么苟且的活着。”朴树唱道。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20年后的2016年，高晓松又用他最擅长的方式为年轻人描摹了一个全新的理想生活。虽被指责“情怀营销”，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句歌词确确实实成了近两年最火的鸡汤文。
辞职去远方的勇气可不是谁都有，所以一名女教师“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才能刷爆朋友圈。相比之下，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中的小美好更容易实现。
穿着素色的宽松棉麻衣服，一头长发梳成辫子自然落在脑后，生活中的程璧和她歌曲里所唱的画面完全吻合，都很“文艺”。“她传递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是一种‘文艺可以更美好’的价值观。”民谣经纪人郭小寒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而这种价值观之所以被现代人所推崇，或许正是因为它和时代形成的某种微妙反差。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得主、重庆诗人李元胜的同名诗作。2013年，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写了这首诗。在此之前，“虚度”被等同于“浪费”，李元胜说他在这首诗里刻意把贬义词当褒义词用，也代表了他对时代的一个全新价值判断。
这恰好触及了人们的痛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出现一种‘疯狂工作’的状态，我们国家到了一个拐点，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价值。”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民谣啊民谣》一书中收录了李元胜的专访，在李元胜看来，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程璧的作曲和演唱没有考虑取悦任何人，也没有想过被传唱。
“生来就是孤独，我们生来就是孤单，不管你拥有什么”
“赵雷和李志谁更牛？”《成都》火了之后，这个问题再次被讨论。李志是当代民谣圈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
“他在台上唱完一首歌，有时会跟歌迷插科打诨，但是他的作品本身显现出的是他内心的狂野和超乎正常的反叛。”老狼说。
“爱情不过是生活的屁，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李志在《天空之城》中这样放肆地描写爱情。
老狼说，李志是他听到的第一个把“屎屁尿”写进歌里，还表达得特别自然的歌手。
从高晓松式的“风花雪月”到李志的“屎尿屁臭”，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变。美好之外，青春的残酷和生活的无奈也被唱进了民谣。
“忙忙碌碌为了什么。什么都别说，重复是你最好的选择。”李志这样歌唱生活。比起高晓松式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中故意忽略崎岖现实的表达，李志的音乐更敢于直面现代人生活的真相。这当然和他的经历有关。
2004年，李志从大学退学，进入音乐行业，和朋友在家里用着盗版软件和借来的琴录制了第一张唱片《被禁忌的游戏》。做到第三张唱片，他已经负债五六万，迫于债务压力，他去了一家电脑公司过了两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他后来的很多歌都是那两年写的。
“生来就是孤独，我们生来就是孤单，不管你拥有什么。”李志在《梵高先生》中呢喃。
李志在当代民谣界，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仅是他在音乐中对生活的愤怒，还有他做音乐的过程中对行业的不满和反叛。
李志后来是用借来的30万制作了第四张专辑《我爱南京》，他认为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唱片，定价120元，由三张CD组成，最终还是让他赔了钱。他不理解，把没卖完的几大箱子唱片拖到郊外，烧掉了。
在一股浓烟中，李志以抗议的姿态放弃了实体唱片，但他并没有放弃音乐。在那之后，他的坚韧和执拗开始为他逐渐赢来声誉和商业成功。
之前，李志的巡演都是几个固定的城市，固定的场地。2016年4月，重庆巡演结束后，李志还是快乐不起来了。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活着才能开心一点，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不妨碍我在悲观里找到一些开心的事情，但越找越不开心。”在一档电台节目的采访中，李志曾这样剖析自己。
这一晚，重复和不变又一次让他陷入失落。一旁的合伙人建议他可以把巡演的地点做得均匀一点。当天晚上，他越想越兴奋，很快就做出了初步的计划书。
“牛啊！”这是经纪人迟斌听到后的第一反应，缓了几秒钟后，他又加了一句“不确定性实在太多了。”歌手张玮玮得知自己的家乡白银也被李志列入了巡演计划后感到很意外。除了白银，这份计划出现了不少诸如那曲县和巴彦浩特等陌生地名，歌迷把334计划称之为“下乡文艺汇演”
改变自己，完善行业，这是李志一直在做的事情。
刚开始做音乐那段时间，在饭局上，被问及职业是什么，李志支支吾吾，用埋头吃肉来躲避回答。2015年，他请父母去工人体育场，看自己的演唱会，才第一次向父母坦承了自己的职业。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这一行混了十年。
目前，他合作的乐手全部和他的团队签约。这个团队要接受一年超过200天的排练强度，为此李志买了一台打卡机，迟到三分钟以内，扣掉一半排练费，超过三分钟，一分钱的排练费都拿不到。500多次排练，李志自己从没迟到过一次。
“你好你好，欢迎来独立音乐新医院”
和李志不同，好妹妹一直在顺应时代的潮流。但和李志一样，好妹妹也一直在为行业带来新的玩法。
在好妹妹乐队的音乐历程中，2015年9月在北京工人场举办的那场演唱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是独立音乐人通过众筹第一次站上只有汪峰和周杰伦等一线歌手才能登上的舞台。他们的经纪人奚韬也承认，好妹妹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自此之后明显提高了。在那之后，好妹妹频繁登上湖南卫视各地晚会，为多部电影演唱主题曲。
那次众筹演唱会是奚韬成为好妹妹的经纪人之后一次大胆的尝试，在独立音乐圈产生了不小的波动。就这样，两个喜欢唱歌的普通上班族如今成了身家不菲的明星。
而在十年前，这一切几乎不可能发生。放在那个时候，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如果不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靠自己的力量，注定只能上演怀才不遇的悲剧。而到了好妹妹这里，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民谣经纪人郭小寒认为，互联网是降低技术门槛和扩大传播的最好的工具。
2009年，只学了三个月吉他的邵夷贝写了一首《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放在网络上，很快点击过万，邵夷贝一曲成名。
2014年10月，歌手陈粒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个社交平台的音乐排行榜上，“怎么会有这种事，不花钱也能上。”她第一反应是哪个朋友花钱替她上了。随后，她的名字成为多个音乐平台的新宠和常客。凭借着20多首粗糙的歌曲Demo，她举办了个人专场，一票难求。此后，自称“一百八十线歌手”的陈粒一次次打破了独立音乐的纪录。
“没有所谓的工业规范，我编最简单的和弦，安静倾听免费下载后听众意见，遗憾乐评人很难再有红包可赚。你好你好，欢迎来独立音乐新医院。”邵夷贝专门写了一首歌，唱出了自己对当下独立音乐生态的认识。
奚韬现在同时是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经纪人，负责他们除了音乐创作以外的所有事情。最近，他们又玩出了新花样——在乌镇做了一个创作营，跟近十个音乐平台合作，连续九天直播好妹妹新专辑的整个制作过程。他们希望让粉丝看到音乐的生产过程，能更好地认同音乐的价值。在直播中，好妹妹唱了歌曲的Demo，网友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可能会影响到作品最后的呈现方式。
这张名为《实名制》的数字专辑会在2017年4月份正式上线，这一次在专辑的售卖上奚韬又尝试了新的玩法：九天预售期前三天卖5块，之后是10块，最后是15块，预售结束后，回到20块。
“用卖楼的方式卖音乐，你买的是一个期货，对消费者也更公平。”奚韬使用了消费者这个词汇，而不是歌迷。“互联网对人们的消费方式带来了改变，每个时代你要找到一个跟消费者沟通的合适渠道。”他说。
虽然他很清楚这次新的玩法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但“趣味性”“新的销售模式”“新的互动方式”是他看重的。2017年，好妹妹的工作已经排满了，他们将会去到10个城市举办演唱会。如果顺利，他们还会出现在大屏幕上，这一次，不是唱主题曲，是当演员，演他们自己的故事。奚韬透露，好妹妹不会是主角，“他俩的故事是真实的，但又是非大众的，不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近两年有不少影视公司找上门来谈好妹妹IP开发的事情，奚韬一直没授权，他担心交给别人，不能够准确传达好妹妹的价值观。如今，剧本已经打磨好了。
奚韬算了一笔账，2017年，十场演唱会直接能接触到30万人群，这些人都是好妹妹的精准受众，如果电影筹备顺利，他会把电影路演和演唱会合二为一。这部电影是否能顺利开拍并走进影院，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筹备期间如果发生任何影响电影品质的事情，他们就会停掉这个计划。“很多人觉得，好妹妹玩得越来越大了。”奚韬说，“因为我们能承受失败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啊。”
但他不希望把好妹妹和陈粒定义为“民谣歌手”。“如果要给他们一个标签，只能是独立音乐人，其他所有的定义都是不准确的。”他理解的“独立”，一是创作自由不受市场影响，二是经营独立，不受他人干扰。
对于《成都》带动的这股民谣热，奚韬觉得只是一个导火索，这是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果。
“复兴，哪来的复兴？其实还是外界因素在主导。可能有一天独立音乐和主流音乐发展就是一样，那就没有主流和独立了。”马頔说。
“因为永远有人要呐喊，所以永远有摇滚乐，因为永远有人要倾诉，所以永远有民谣。”高晓松说。
宋冬野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身边的很多独立音乐人，他们都没多大志向，没想要多伟大，多火，“要是哪天没人听了也没辙，毕竟平淡生活才是后半生该有的样儿吧。”
马頔用“歪打正着”形容自己的成名。一开始唱歌时他并没有什么诉求，也不觉得靠唱歌能养活自己。好妹妹出第一张唱片时，就想着能留下一个以后可以吹嘘的资本，就挺好。“你看，你爸年轻时是做音乐的。”
而至于“什么是音乐？”李志特意查阅了新华字典。“人类在长期劳动的过程中表达感情的工具。”新华字典告诉他。“它是表达感情的，如果表达的感情是假的，那就不是音乐了。”
在李志的观念里，大众歌手是观众要什么就给什么，小众歌手是我有什么放什么。“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普通人》这首歌或许唱出了民谣打动人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如同赵雷倾诉的那样，“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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