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人各有绰号。《魏书·司马睿传》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貉子又名狸、土狗、土獾等，外形如狐，体肥短粗，四肢短而细。蜀汉大将关羽水淹七军，围困曹仁于樊城。吴主孙权派遣使者领兵助之，却又令吴军缓行。关羽愤于孙权行动迟缓，而且已活捉于禁，威震华夏，于是骂道：“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西晋时，晋武帝对原吴宗室孙秀宠爱有加，以姨妹蒯氏嫁之。然而蒯氏善妒，一时不谨，脱口而出“貉子”，孙秀大为不平、愤而离去。
貉子
风流名士陆机出身吴郡陆氏，其祖父陆逊、父陆抗皆东吴名臣，后入洛阳求官，文才倾动一时，先后跟从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当时，宦官孟玖、孟超兄弟皆为司马颖近臣。孟超领军万人，为小都督，战前纵兵劫掠。陆机记录下主事者，欲惩罚之。孟超率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帐下，抢夺名簿，羞辱陆机：“貉奴能作督不！”南方士人对北人也抱有鄙夷和敌视。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引《晋阳秋》云：“吴人谓中国人为伧人，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余嘉锡先生的考证，伧是指人的行为粗鲁，楚则指人的言语粗鄙。永嘉丧乱，北人南迁。吴人歧视南渡北人，呼其为“伧”。这批中原旧族居吴地日久，习其土风，日益江东化，又效仿吴人口吻，称呼晚渡北人为“伧”。南北朝时期，北方士人效仿吴人之语，统指南方人为“伧楚”，并吴人而骂之。
地讳丛生
五代十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分裂割据，各地之间相互隔绝，乃至敌对。北宋以后再次陷入分裂，金、南宋长期对峙，南北方之间的交流受阻，加之地域集团政治利益的争夺，致使时人的地域偏见愈深，地域人群的绰号异称屡见不鲜。中原人戏称四川人“川䖃直”，意为“蜀人放诞不遵轨”，行为洒脱，不拘泥于礼法。福建人亦有绰号，“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江西人王安石被福建人吕惠卿排挤罢相，常写“福建子”字以泄胸中愤怒。福建人吕惠卿遭贬后，在谢表中有“虫臂鼠肝，悉冥心于造化”之语，以“虫”“鼠”讥刺四川人苏轼、苏辙，苏轼反唇相讥：“福建子亦会做文字！”宋代不独各省之人有绰号，各州县之人亦难免，这些绰号异称民间称之为“讳”，如渭州潘原讳“赖”、常州讳“打爷贼”、楚州讳“乌龟头”、泗州讳“靠山子”、扬州讳“缺耳”、真州讳“火柴头”、杭州讳“佛儿”、苏州讳“呆子”（庄绰《鸡肋编》、洪迈《夷坚志》）。
元代，南方人的绰号为“腊鸡”，原因在于“腊鸡为南人馈北人之物也”。南人为何要送礼予北人呢？众所周知，元代的北人乃蒙古人、色目人等，占据要职，原金朝、南宋境内百姓为汉人、南人，仕宦不过州县小吏。后来，元廷开放纳粟、获功二途。政令初行之时，南人可以通过纳捐入仕。后来，求之者日众，官僚体系再次排斥南人，南人只好贿赂北人，以求得一官半职。
明清时期，地域人群的绰号异称更为繁多，俗称“地讳”。嘉靖年间，李文凤《月山丛谈》载：“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莫知所始。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滕，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各以是相嘲。”
明末话本小说《解学士诗话》记述：众学士与吏部尚书贺寿，只有解缙来迟。解缙本江西人，众人打趣道：“只是腊鸡来迟，罚酒三杯。”解缙作诗调侃：“声骂江西是腊鸡，苏浙盐豆落筲箕。云贵两广真蛮子，福建土狗出诗书。四川最多尖老鼠，湖广都是臭干鱼。河南俱是偷驴汉，胯在山东瓜在西。南京金陵挑粪桶，北京奤子吃酥酥。”
笑话地讳
明中期以降，社会风气呈现娱乐化与世俗化。士人的俗趣随之滋长，谈谐成为“新开门七件事”之首。在戏谑之风的推动下，这些绰号异称成为不同地域之人互相调侃、谈笑的绝佳语料。
成化年间，福建人林敏任刑部尚书，与户部尚书陕西人杨鼎同坐。林敏调侃道：“胡儿十岁能骑马。”杨鼎回怼：“癞子三年不似人。”苏州人陆容路过迁安，河南刘御史欲宴请之。陆容回复：“有驴肠羹即赴”。楚人李东阳与洛阳人刘健候驾时正值日出，刘健回头对李东阳说：“晓日初薰学士头。”李东阳则说：“秋风正贯先生耳。”
正德年间，武宗西幸陕西，御史孙璋侍奉左右。武宗问：“汝何省人？”孙璋回答：“浙人。”武宗说：“天下各有诨名，汝浙云何？”孙璋违心地说：“无之。”武宗笑着说：“独不闻盐豆之名乎？”当时苏州的士人，对孙璋说：“盐豆之名，钦定在浙江矣。”河北人李时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谑江西人夏言，夏言即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
嘉靖年间，湖广人廖道南与广东人伦以训同朝为官。两人相遇，廖道南打趣地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伦以训回应：“天理难容獭祭鱼。”蜀举子张仕俨与广西人李文凤友善，每见之辄说：“委蛇、委蛇！”李文凤则云：“硕鼠、硕鼠！”
相传，河南人高拱曾拜入严嵩门下，师生之间好谈谑。江西籍官员见严嵩至，皆拱手而立。高拱说：“有一雅谑，敢为老师道之否？《韩诗》中两语，与目前事酷相类。”严嵩问：“何语？”高拱说：“大鸡昂然来，小鸡耸而待也。”苏州人严讷面麻，高拱属文迅速，多于腹中起草。二人相遇，高拱对严讷说：“公豆在面上。”严讷立刻回应：“公草在肚里。”
河南人张玉阳云：“官贫，幸得俞蒲石道长送一人，卢瑞峰吏部送一马。”陈玉垒戏言：“人是俞送，马是卢送，可谓恰当。”盖河南人有“偷驴贼”之号。
四川人张毅庵曾任职武昌，与湖北门客亲昵。一日饮罢，张毅庵嗔怒舆夫迟到。门客说：“双料老鼠，抬不起也。”张毅庵则说：“半边干鱼，煮已熟乎？”
地讳的来历
此外，明代文人也对绰号开展学术研究，考证这些词汇的语源。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载：“戏谈于凡四方人，多以其土名或土俗土物为标榜”，如南人“蛮子”，西人“豹子”之类。
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也对地域人群的绰号多有考证：如苏州人“盐豆”之名出自《世说新语》，西晋北方士族王济喜食羊酪，问吴人陆机：“吴中何以敌此？”陆机回答：“千里莼羹，未下盐豉。”广西人“蛇蛮”乃因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漳州有“过癞”之说，泉州多疠疾之人，故福建人“癞蛮”。五代时，许州舞阳人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为事，故今称河南人为“偷驴贼”。唐高宗欲立武则天，禇遂良劝谏。武则天在帘后，大声说：“何不扑杀此獠。”“獠”音如“爪”，蛮夷之称，故谓山西人“獠子”。四川梁州仓有大鼠，长三尺余，为猫所啮，数百鼠反啮猫，故谓蜀人“老鼠”，其他必皆有缘起，“或一时之方言，或经史之故事，不可尽知”。
及至清代，这些“地讳”依旧在社会各阶层间使用和流播。清代朴学之风盛行，学者编纂各种辞书，收集民间俗语，并对词汇展开考释，订正字义，其中不乏对地域人群绰号的新解。翟灏《通俗编》在解释“腊鸡”时，引《草木子》《郁冈斋笔麈》之语，注意到绰号前后指称人群的变化，“按二书，则元时凡南数省人皆有'腊鸡’之目，至明乃惟以之嘲江西人”。翟灏在解释“川老鼠”时，引《南史·斋宗室传》“颍达骂沈约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之语，在旁批注“沈，南人，故以相詈。今詈蜀人为'川老鼠’，所谓张冠李戴”。他认为，老鼠在南朝时指称江南人，故而绝不应成为四川人的绰号。南方人戏称北方人为“奤子”，是因为北方人脸部特征，“面大为奤”。清人对地域人群绰号的考释既继承明人的成果、汇集众说，又从汉语史的角度追溯其源、考镜源流。
清末民初，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地人群又有新的绰号异称，如察哈尔人“山药蛋”，江西人“老表”，四川人“老鼠”，湖南人“骡子”，湖北人“九头鸟”，山西人“老西”“醋糟”，陕西人“老陕”，东北人“扁脑杓子”，山东人“老山东”，河北南三府人“棒子面”，津东人“老给”，河南人“侉子”，广东人“佬广”。京津、江苏、浙江人的绰号异称尤多，如北京人“京油子”，天津人“卫嘴子”，保定人“狗腿子”；南京江宁、上元人“拐子”，苏州长洲、元和、吴县人“空头”，无锡、常州人“无常”，无锡人“烂泥磨磨”，常熟人“汤罐”；扬州江都、甘泉人“扬虚儿”；杭州的仁和、钱塘人“铁头”，湖州的乌程、归安人“苦恼子”，绍兴人“臭豆腐”（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绍兴的山阴、会稽人“寿头”。（夏仁虎《旧京琐记》、徐珂《可言》、季默《北国见闻录》、钱锺书《管锥编》）
纵观地域人群的古今绰号异称，大多源于当地人群的方言、饮食、行为、性格等，主要运用比喻和借代两种修辞手法，充满趣味性，令地域人群的社会形象活泼生动，易于辨识和记忆，彰显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多元化。
·本文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24年第一期，原名《吾民与吾名：地域人群的古今绰号》，作者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