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翔连夜赶发的一篇专访《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火了，在朋友圈迅速刷屏。
一个岳姓打工人，在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在所做的流调中，其在18天的时间里，遍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等多区，辗转20多个不同地点打零工，甚至多数在凌晨工作，这一幕成为无数国人为之落泪的必杀器。
尤以令人感动的是，在岳某朴实的对话中，透视出了最朴素的价值情感：生存和找儿子。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家国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带阖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此种种，鼓励着众多天下名士为之努力和奋斗。
但是，所有的一切与岳某的经历形成鲜明反差时，我们知道更多人所做的只是“生存”的执念。就在今日，警方通报了岳某以及家人两年来念兹在兹的事情，那就是失踪两年的儿子已确认身亡，这不仅是对岳家人的沉重打击，对于社会大众来讲也是痛到心里。
身处社会底层的打工者，依托最朴素的情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岳某用自己的执着，撑起属于自己的尊严和不断努力的力量。
像岳某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虽然可能不是容易引起大众为之怜悯和感动的打工者，但是，依然值得我们尊敬。
当我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时候，长坐不起，怎么都不会想到还不到退休年龄的振江老哥，走得如此匆忙。
赵振江1997年从机关调至大连晚报，从编辑做起，擅长于评论，随后担任周刊部副主任、采编中心主任，直至大连晚报社编委、总编辑，大连报业集团副社长，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我与振江老哥相识于2005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大连晚报采访，当时大连晚报是东北乃至全国晚报的一个标杆，我与时任大连晚报社社长的李明明以及周刊部副主任的赵振江和办公室主任相毅交流颇多。
李明明与赵振江在性格上迥然不同，明明社长处世大气、活泼，大开大合，甚是豪爽，标准的东北籍干部。而振江老哥则内敛含蓄，总是给人以微笑，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谈起专业来的执着认真。
振江老哥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虽然不是新闻的科班出身，但对文字以及新闻的敏感是出类拔萃的，他二十余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访、编辑、看稿、夜班、看版、开会、策划、值班中度过，这就是标准的新闻人和守艺人。
谈及此，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年去哈尔滨报业集团参加会议，时任哈报集团社长程颖刚谈起《新晚报》总编辑叶鸿南的爱人，曾经在某天下午突然来到报社，程颖刚很纳闷，还开玩笑说，“嫂子怎么突然来查岗？”叶鸿南的爱人则苦笑说，“我来看看鸿南，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鸿南穿着衣服的样子了”。
叶鸿南
行业外的人听起来也许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传媒人则知道，因为叶鸿南作为总编辑要经常值夜班，与家人几乎是两个生活状态，别人已经休息，新闻人还在工作，这就是默默无闻的新闻工作者。
至今，我都不能忘记，放弃了休息，中午匆匆赶到哈报集团与我见面的叶鸿南，在餐后握着我的手说的一句话“老弟，我难那!”一语道尽传媒人的辛酸苦辣。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与打工者的辛劳还是有所不同，那么我想说，他们的付出甚至要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劳动。
广电总局五五二台的副台长邱玉山曾经和我说，总局有个南部维修中心，长年负责相关线路的维修工作，有的天线工只要出差，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无法回家，他们工资并不高，但要付出比别人高出几倍的工作量，特别是伴随左右的思家之情。
在广电总局系统内，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与我们一样，有家庭、有父母、有妻儿，但是却用行动支撑起为之努力的信念，为之倾洒热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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